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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的身世（3）
陈嘉庚先生是20世纪最受国人敬仰的华侨领袖。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期，当年中国国民政府派出了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民国政府为打通从西南到重庆大后方的通道，艰难地修筑了著名的滇缅公路，便国外的援助战略物资能运进中国前线和大后方，这条唯一的运输通道，成了中国抗战的运输大动脉，而在这条大动脉上使用的运输工具全靠汽车，而在当时的中国，驾驶汽车的人才奇缺，而能维护修理汽车的技术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当时国民政府急需大批这类人才，陈嘉庚先生在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组成机工团队”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了东南亚各地。当时，志愿回国服务的东南亚华侨司机和修理工总共有3192人，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从1939年2月到1939年8月，南侨机工先后分为九批回祖国参加抗战。
王老师父亲积极响应《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在1939年1月从美国回新加坡，同年二月，受南桥总会的派遣，率第一批南侨机工500余人回到昆明，在昆明的潘家湾筹办了汽车训练学校，对后来陆续回国的南侨机工进行汽车驾驶，维护修理，并配合国军开展了军事培训，学习地理、军事、防空等课程。并编入当时国民政府所属的西南运输总公司任总教习。
所有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都知道云南的路难走，以前在南洋各地就很有名。过去这些司机大都是在城市里开车。来到云南以后，特别是在滇缅公路上，华侨司机几乎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山区的悬崖公路上开车。王老师父亲王铭唐亲率培训练学校的学员在滇缅公路上驾驶美国产的货车运货物，以了解滇缅公路的实况，亲自编写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驾驶、维护教材，为国军培训了大批急需的汽车驾驶和维修人材。从而被云南国军运输大队委任为总教习的。
王父被当时驻云南的国军西南运输总公司任命为汽车驾驶与维护修理总教习后，在艰苦的环境下为国军培训了大批驾驶员和修理技术人员，使滇缅公路运输得以保证。为此他曾得到国军多位著名将军的赞赏，他也成为当时西南运输总公司高层领导宋子良，俞飞鹏，葛津等国民政府高官的座上客，在中国派遣远征军赴缅印作战时，杜律明副司令和孙立人将军还专门设宴招待他，在重庆，还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当年的《中央日报》为表彰华侨的贡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述评，并佩发了蒋介石委员长接见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队的代表王父等人的巨幅照片，以鼓舞国内外华人的抗日斗志。
当年修筑滇缅公路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程，云南山高林密，这条公路都是沿着这些陡峭的山波上修筑，其中的几段叫“十二拐”“十八拐”“二十四拐”的盆山公路最为艰险，当时美国的汽车技术水平，一辆装载足量物资的汽车在经过这“十八拐”时，也仅仅勉强能爬上这陡坡，且中途绝不能熄灭停车，如因机械故障或人为因素在坡上中途停车，则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因此被运输驾驶员称为鬼门关，据当年国军的统计，自滇缅公路开通后，在运输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这段“十二拐”“十八拐，二十四拐”上损失的车辆及物资占被日军飞机炸毁的三分一，令到许多归国南侨机工付出年轻的生命。这也令国军高层非常惋惜和头痛，为尽量减少损失，王铭唐亲自到“十二拐，十八拐”试驾了解实情，在当时的环境下要改造这段路是不现实，他只能够在汽车的性能和维护保养上做文章，并按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严格的驾驶员手则和维护保养条例，并把技术人员分作两队，目的地一队，出发地一队，做到每辆车出发前必检，合格后方出发，到达目的地回程前也必检，经过这一番努力，在运输途中损失的车辆物资大大降低。为此他得到国军军部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嘉奖。1943年，老师父新受命，在参与抢修被日军飞机炸坏的澜沧江公路一座桥梁时，抢修施工过程中，再次遇日军飞机轰炸，他不幸负了重伤，被转到后方医院治疗，在差不多一年的疗伤过程中，他认识了同为新加坡回国帮助抗战的苏雯姗医生，由于彼此来自同一国度的同一城市，其共同语言也极相融，她们彼此相爱了，在1945年，抗战胜利那一年，他们在众多国军将领的见证祝贺下结了婚，同年，在举国欢腾庆祝抗战胜利的短暂和平时刻，王老师的父亲携带新婚妻子回了一趟台山老家，并把他这几年国军和国民政府给他的嘉奖中的黄金。银元等大部份送给了他的亲叔叔，三年后即1948年年末生下了王老师。原本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老师父母都曾想回新加坡，但由于老师父亲与当时国军的一些将领以及国民政府的一些上层人物有较密切的接触交往，得知他想回国，都出面极力挽留他，他基于同事朋友的人情难却，作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留了下来。抗战胜利的欢声刚刚消去，一场人民极不愿看到的战事又起，在国共大战中，老师父母在惘然而又不知所措下跟着原来那支国军继续服务，老师父亲后来还被国军封了一个上校团副的虚军衔给他。直到1949年前夕，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曾有一国军高级将领要他们一家随其一起到台湾，他不愿意，便留在了大陆。希望能看看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并试图想为她贡献一份力量。于在1949年他偕同妻子小女儿也就是王老师，一家三口回到广东台山老家住了下来。49年10月1日，*宣布新中国成立，不久广东省全境解放，按共产党的策略，跟着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改动动，尔后所有发生的事，都令他意想不到，在45年他偕同妻子回了一趟老家，他把在国军中任运输大队当总教习期间得到的大笔奖赏给了他亲二叔，他二叔用用传统的意识，将这些金钱购置了大量田产，并把原来的大老祖屋重新翻新修葺，土改一来，他二叔顺理成章地成为当的大户人家，被斗得乌呼哉灾，祖屋也分给村中的“穷老仔”们住了，他二叔一家五口和他一家三口只得按农会的安排，搬到原来他二叔用作堆放农具和杂物的几间小房屋居住。他找了土改队和当地政府官员说理；说他是从国外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不应这样处理，但政府官员告诉他；说他家的原有房地产均是挂在他二叔名下，所以房地产要没收。此又不及，后来还有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事；他把他在国军中得到的那些抗战奖状，嘉奖证书之类的东西拿到当地政府以求承认，当地官员一看，是国民党政府和国军发的，不但不承认这种名誉，特别是看到他那张国军XX军部封他为国军“上校”团副的委任状，反而将他审问了一天，问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都干过什么坏事，杀过多少共产党员和老百姓……，这令他莫明其妙，他本是一名工程师，几年来都是为国军在滇缅公路的运输工作服务。从未上过战场也未拿过枪，更别说杀人了。最后他那张由《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以及‘南侨总会’开具的回国参战介绍信，帮了他一把，当日审问他的那位官员把这情况向上级报告，而这位上级领导是一名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干部，仔细看过这些东西后，指示他下级；按党的民族政策和华侨政策，不能对他采取任何逮捕措施，所有问题待弄清后解决。否则他那天就可能回不了家，被作为漏网的国民党军官被抓起来。他彻底失望了，无所事事地在乡下住了半年，而他的夫人苏医生更感到无聊聊和无所适从，她本是一名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西医硕士研究生，在那个新中国医务工作者奇缺的解放初期，她在这赋闲的期间，到当地一家医院要求当一名医生，当时医院的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她，叫她写一份她的履历表，她如实写了，交到医院领导，医院领导非常认真地看了，随后又非常抱歉地告诉她；对你这种在国外受过全面西医高级教育，而又有实践经验的西医生，我们是非常需要，但你的履历表上写明你曾经在国军中服务，并且你的丈夫是国军的上校团副军官，按我们党的政策你是不能到我们医院工作的……。请你见谅。苏医生听后愕然，如同迎面碰触到冰墙。